鲁迅一生的努力大约都可看成是一个“复仇”，对那些阻滞社会变革、文明进步等陈腐势力的“复仇”。正如《复仇》中的“至于永久”，不惜牺牲“圆活的身体，已将干枯”；又如“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等等。为了实现其最终目的，也许这种“歇斯底里”的方式是那个时代里鲁迅能够把握到的最有意义的选择。也许，自鲁迅步入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行列之初，就已经在践行这个激烈但充满力量的“复仇”式表述策略———比如《狂人日记》中把两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定性为“吃人”。于是，我们才能理解《复仇》的最后一段，当“他们俩”在“路人的干枯，无血的大戮”中为何会感到“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”，因为这同样是一种生命意义的呈现方式。而且，这种“复仇”式的价值呈现是那种真诚、真实的“生死爱恨”方式实现其意义的前提，因而在那个时代应当是更高一级的价值实现，具有更高的意义和更大的现实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