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报告文学自新时期以来，已经历了三次大的深刻变化，或三次革命，也出现了三次大的繁荣：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以徐迟、黄宗英、理由和陈祖芬等人为代表，以战斗传统的恢复与“文学性”的探索为标志，以为知识分子呼吁为中心内容，报告文学迅速“由附庸蔚为大国”，取得独立地位；第二次是80年代中后期问题报告文学的堀起，它以钱钢、赵瑜、胡子和麦天枢等人为代表，以“如潮似海”、“惊雷震天”的气势和以“文学性”的失落为代价，极大地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批判理性，进一步巩固了报告文学的地位；第三次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，它以赵瑜、胡平、王宏甲、陈桂棣、李鸣生和何建明等人为代表，以歌颂与批判、主旋律与多样化、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融合为中心，尤其是以理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为重点，又一次将报告文学的创作推向新的繁荣。在报告文学的这几次发展中，反应时代的变化、作家的审美等综合因素对报告文学的审美追求的影响。